...中部地區國有及控股企業占78.83%，比東部高28.83個百分點。
　　雖然近幾年民間投資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國有投資占主導的投資結構沒有改變。中部地區不僅存量資本嚴重傾斜於國有企業，而且增量資本也呈觀相似的格局，隻是傾斜的程度比過去有所弱化。
　　國有資產比重偏高，由於“路徑依賴”的影響，必然導致新增資源配置繼續傾向於國有企業，這使得一方麵本來就麵臨嚴重的資本短缺問題的中部地區資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化，而另一方麵，有活力的非國有企業所獲資本嚴重不足。
　再一個問題就是：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不快，民營企業差距很大。
2001年，中部地區共有私營企業36.02萬戶，個體工商戶803.53萬戶，而東部地區共有私營企業138.9萬戶，個體工商戶1161.6萬戶，從全國范圍來看，私營企業戶數最多的6省市都處於東部地區。
　2003年，非公有經濟人數比重，山西為17.7%，河南為26.5%，湖北為24.2%，湖南為13.3%，江西為15.8%，安徽為25.1%，而浙江為46.2%。2003年，全國工商聯對上規模的民營企業調研結果顯示：被入選的2268傢企業東部地區占全部調研企業數的78%，中西部地區僅占22%，被選為500強的民營企業中，中部地區隻有31傢，占總數的6.2%。
　　《財經時報》：可見，中部與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相比，民營經濟的發展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王志國：中部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差距主要是民營企業發展差距。中部地區的民營經濟亟待加快發展，民營企業的競爭實力亟待快速提升。民營企業不崛起，中部很難崛起。
　目前，阻礙中部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因素也很多。外部因素有：企業融資困難、競爭環境有失公平、不合理負擔過重、市場需求不足、少數政府職能部門服務態度差、效率低等等。
民營企業自身因素有：缺乏現代化的管理體製和手段、缺乏企業發展戰略和營銷手段、缺乏品牌意識、缺乏創新意識、缺乏核心技術和產品等。
　中部更重要的問題是縣域經濟不發達，地方財政運轉困難。
　2003年，全國GDP增長率為11.55%，全國縣域經濟GDP增長率為14.28%，東部地區增長率為15.03%，中部地區為12.84%，西部地區為14.82%。
　2003年，中部地區縣域GDP平均17.1億元，僅為東部的45%，財政收入平均1億元，僅為東部的三分之一。這說明中部縣域經濟發展處於很低水平。
第四屆全國各省市區縣域經濟競爭力評價報告指出：百強縣(市)主要分佈在東部地區，東部地區有93個，中部地區有5個，西部地區有2個。
縣域經濟的不發達直接造成中部地區財力遠不如東部地區。2003年，中部六省地方財政收入為1441億元，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14.6%，GDP占比東部低4.8個百分點；中部六省人均地方財政收入398.2元，不僅大大低於東部的1336.3元和東北3省的792.7元，而且低於西部的448.1元。
　　2004年，中部六省地方財政收入為1783.55億元，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15.3%，GDP占比東部低8.2個百分點。
　中部地區不少縣級財政入不敷出，運轉困難。造成中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困難的原因是：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偏低，經濟總量、經濟集中度、財政收入等與東部比差距較大，產業結構調整滯後，經濟自主增長乏力，投資麵臨困境，工業化水平不高，等等。
　　中部要加強經濟聯系
　《財經時報》：中部地區對外開放相對滯後的原因是什麼？你對提高中部地區經濟開放的程度有哪些建議？
王志國：擴大外商投資規模，提高外商投資質量，是我們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由於中部地區處於產業低端位置，造成中部利用外資規模較小、質量較低。主要表現為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小、投資產業結構不合理、外資來源渠道窄等方麵。
　2003年，中部各省利用外資數量分別為：山西2.1億美元，河南5.4億美元，湖北18.0億美元，湖南10.2億美元，江西16.1億美元，安徽3.7億美元，而浙江為49.8億美元，全國為561.6億美元。外貿依存度山西為56.6%，河南為50.4%，湖北為38.7%，江西為43.4%，安徽為44.8%，而浙江為52.6%，全國為52.2%。
　2004年，中部六省出口總額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分別僅占全國的3.5%和12%，出口依存度為5.3%，與全國平均水平35.9%相比差距很大。
　中部地區外貿進出口總額僅相當於東部地區的3.27%。而且，中部六省的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業、一般性製造業和房地產業，而投向農業、基礎設施和國有企業的數量不多，投向高新技術產業的更少。
　《財經時報》：提高對內開放的程度也是我們麵臨的一個突出問題。
王志國：中部各省在區域內的相互開放程度也很不夠。省際之間經濟聯系少，區域內協調聯動發展機製沒有形成。中部地區各省的經濟活動以行政區劃為限，構成相對封閉的經濟體。
因此，中部區域隻具有地理區域的意義。不僅經濟內在聯系少，更缺乏深層次的文化、技術、人員、製度改革等方麵的交流和影響。
　在周邊發達地區的吸引下，中部地區內部也出現瞭經濟協作上的分化；在促進中部崛起的過程中，六省缺乏區域經濟聯動發展的協調手段，沒有設立區域間經濟協作的協調機構，在區域經濟聯動發展中政府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市場機製對區域經濟的作用也由於行政區劃的限製而大大縮小。
遏製生產要素大量外流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與經濟發展水平低、經濟位勢低相關聯，中部地區大量人才、資金外流的趨勢難以遏製，相當一部分中高級人才、博士，碩士和熱門專業的大學生、優秀經營管理者流向東部地區，形成瞭較長時期的“孔雀東南飛”現象。
　與此同時，受資金回報率和投資成本的影響，中部地區不少資金通過銀行中介或民間組織流向東部地區，更加重瞭中部地區資金投入的不足。因此，打造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政策環境是遏製生產要素大量外流的重要保障。

油價與地緣政治陷入惡性循環
處於動蕩漩渦中的某些政治體以“能源實力”為本錢進行“政治訛詐”――油價越是上漲，其討價還價能力也就越強，而這種博弈能力增強，又將進一步導致油價上漲
75，76，77，78……，在全球地緣政治晴雨表――中東局勢的水銀柱急劇攀升之時，
蟄伏瞭兩個多月的國際油價，也正以不斷破紀錄的另類方式，挑逗著全球金融市場的脆弱神經。
決定木桶盛水量的，不是圍起木桶最長的那塊板，而是最短的那塊板。在試圖理解油桶內那一波高過一波的價格狂潮時，經濟學中這條意味深長的“木桶法則”同樣能給人們以裨益。
　　那麼，此番油價飆升之中，“最短的那塊板”會是什麼呢？
　季節因素是“長板”
　　能夠影響油價走勢的因素不一而足：自然災害的沖擊，真實需求的推動，OPEC的卡特爾行徑，石油公司的醜聞，恐怖主義的威脅，地緣政治的動蕩，投機勢力的炒作等……
但不同因素的影響力大小在不同時段、不同環境之中也是大相徑庭，這意味著高油價的因式分解是一個動態隨機過程，而現下正是需要重新審慎思考高油價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