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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雖然長期處於農業社會，比西方國傢進入商業社會晚瞭幾近一個世紀，但中國商業其實早在奴隸制時期的商代和西周就已經產生。在商朝繁盛時期，一部分商族人經常到周邊民族地區開始農貿產品互換方式，因此，在外族人心目中，做買賣的就是商族人。商朝滅亡後，商族人做買賣的就更多瞭，雖然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買賣人已不再以商族人為主體，但人們卻習慣仍把“商人”作為買賣人的通稱。

　　最初，人們把做販運貿易的叫做“商”，坐售貨物的叫做“賈”，即所謂“行曰商處曰賈”。到瞭春時期的商賈，已被列為四民之一。《左傳》稱“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宣公十二年），又稱“商工皂隸，不知遷業”（襄公九年）。盡管此時商人的社會地位還很低下，還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經是一種專門職業。所以齊桓公問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均見《國語·齊語》），並且由於商人必須善於“觀兇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並且還要能夠“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貴賤”（《管子·小匡》）。古時雖然泛言商賈，實則二者是有區別的，《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孫詒讓註雲：“行曰商，處曰賈者。可見，春秋時期，由於公社內部已經有瞭量變，有瞭一定程度的內部分工，出現瞭一種“商”，專門從事遠程販運，組織貨源，所謂 “服牛輅馬，以周四方”的就是這些人。

　　另一種是“賈”，即居肆列貨，“以待民來，是直接向消費者售賣，“以求其利”。《左傳》昭公十六年載，晉國韓宣子要鄭國商人的玉環，子產不給。後來鄭國商人雖然私下同意，但他卻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嵩、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可見，這個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經營，尚是“工商食官” 下的商人無疑。當時的商業活動，雖在市場上進行，即所謂“處商就市井”（《國語·齊語》），但是根據當時的管理制度，必須由政府來壟斷市場，掌握物價。據《左傳》載，鄭、衛、宋國都有諸師（《左傳》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魯國有賈正（《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場。當時的官府商業和官府工業一樣，主要是為瞭保證奴隸主貴族的需求，不是為瞭發展和擴大商業貿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實際上阻礙瞭當時商業和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春秋時代雖然是以“官商”為主，但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漸量變，列國中也出現瞭有錢有勢的大商人。例如：《國語·晉語八》雲：“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這些富商大賈，顯然已非“官商”，當是“無尋尺之祿”的“私商”。這些富商由於積累瞭大量財富，常常經營高利貸，所以《晉語八》中，也就有瞭欒桓子“假貸”的記錄。所以發展到今天我們把這些商人，冠名為老板瞭。